《保险到如今》之九 停业之痛 中国保险史上的暂停键

　　编者按：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方兴未艾，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资深行业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易保时代”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第九篇《停业之痛  中国保险史上的暂停键》，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

　　第九篇

　　停业之痛  中国保险史上的暂停键

　　翻阅世界保险业发展历史，几乎找不到人为停业20年之久的先例。而这一幕，却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至今令人唏嘘难忘。

　　半个多世纪后，回望这段历史，其实之前有很多先兆，预示着这一切。

　　行政命令式的的经营方式，颠覆了新中国第一代保险人的美好规划。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机构在执行政策和具体做法上出现很多问题，问题的产生来源于一种武装革命的后遗症，即习惯于用简单直接的命令指挥一切。这样一些拿枪杆子的战士，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转战到经济建设领域，思维还没有真正接纳经济规律，特别是遇到难题、阻力之时，常常愿意以非凡的决心加上简单管用的行政命令、军事化指挥，似乎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这种神奇，使近乎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的新中国保险业，呈现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当时中国人保(601319,股吧)的干部们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开展业务，一些基层干部开展业务时甚至搞强迫指令，突出表现在试办强制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时，一无经验二无数据，僵化生硬的“三结合”（村干部、老农民、保险员工）工作组拍脑袋、瞎指挥，严重背离保险规律的做法比比皆是。如在牲畜保险中, 工作人员只图完成任务, 工作粗糙粗暴。农户投保时, 对投保牲畜不注意体检, 不严格掌握牲畜的评估价值, 致使许多不符合条件的老牛、病牛也保了险, 更严重的是许多投保牲畜竟然只凭村干部开个名单, 手续之混乱, 帐目不清，让今天的保险专家们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理赔时, 对不该赔的保户乱赔、错赔、瞎赔, 对该赔的保户却不赔、拒赔、拖赔。遇到死亡率较高的季节, 还存在不及时支付赔款的现象。这些做法和现象，在群众中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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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管理混乱，使得貌似快速发展的保险机构很快陷入窘境。保险机构发展太快，许多干部不懂业务，只求保费数量不求保险合同质量，只重发展速度不想发展效果，很快不少县级公司入不敷出，有的甚至支出超过收入一倍。当时的人保系统上下从未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而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普遍。 据1956 年的一份统计, 绝大多数省市保险公司的非业务人员占全部人员的50% 左右。

　　代理人队伍的消失，使得保险市场的活力尽失。建国之初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估人尚活跃在保险市场, 但随着外商保险公司的退出, 私营保险公司的萎缩, 公私合营保险公司的官办化, 这些保险中介很快失去其生存的空间, 由日渐衰微到最后消逝。保险中介对活跃市场, 扩大宣传, 拓展业务, 降低成本都有重要作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后来在经营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 少数地方曾试行了代理人、保险服务员制度, 但并未推广。保险中介的消逝使我国国内保险市场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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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兴盛一时的新中国保险业，不得不开始了重大调整。1953年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三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进行了纠正，确定了“整理城市业务，停办农村业务，整顿机构，在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到1953年底，各地基本停办了农业保险。同时自1953年开始，国家对城市强制保险业务也作了调整：停办国家机关财产强制保险和基本建设工地强制保险；国营企业（包括合作社）的强制保险仍继续办理；其他业务，按对生产有无积极作用、群众是否需要和自愿、自己有无条件、是否符合经济核算四项原则，分为巩固、收缩、停办三类进行清理。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城市自愿保险业务明显下降。

　　需要说明的，对停办农业保险业务，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意见，但也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停办和退保，他们中有一些得到过赔款或对保险的好处印象很深。比如东北大部分地区由于农村经济和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农民大多不同意停办农业保险。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东北地区重新办理了耕畜保险。1958 年农作物保险在河北、吉林、河南恢复办理, 试办种类主要是棉花、烟叶、大豆, 承保了2517 万亩农作物。

　　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农业保险产生了一定需求。但随着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牲畜归公统一使用，对保险的需求反不如初级社迫切。

　　半停半不停的状况，就这样持续了5年。

　　停办，从开始的农业保险，逐渐蔓延到所有保险领域。

　　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是在城镇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发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形势下出现的。1958年10月，西安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同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正式作出“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决定。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精神，并部署善后清理工作。这项善后工作十分艰巨，据史料，1958年全国保险工作人员已逾5万。从1959年起，全国的国内保险业务除上海、哈尔滨等地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外，其他地方全部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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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办的先兆，前面已经述及。停办的原因，很多文章用四个字概括了——“众所周知”。但至今令人疑惑的是，中央高层为什么对保险的停办如此决绝，“众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啥？

　　从现有的史料和老同志的回忆，大概可以归纳出这么几条原因。

　　一是旧中国以上海保险发展为代表的行业形象，唯利是图，买办经纪，疯狂掠夺国民财富的烙印，仍然深深印刻在共产党执政者脑海中，这种先天的记忆当然不利于新中国保险业的改造和发展。

　　二是保险自身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契约法则的特性，与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建立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体系，确实是两种体系两种话语。虽然建国后新中国保险业，无论是产品设计、人员队伍、市场格局、服务模式都已经和解放前大不相同，确实进行了比较明显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终究先天使然、“本性难改”，其市场规律的生命力，仍然是鲜明突出的。

　　三是社会趋势，渐成共识，难以存续。当时有人认为在城镇工商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调剂方式对各种灾害损失进行补偿，因此开办城市保险必要性不大。而在农村，人民公社改变了以往那种规模较小、经营项目单一的农业合作社的状况，其财力和物力已具备较大的抗灾能力和补偿能力。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认为保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这么一停，就是20年。

　　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国家从精简机构考虑，只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下设保险处，负责处理中央和北京地区进出口保险业务，领导国内外分支机构的业务和从事，集中统一办理国际分保业务和对外活动，在对外联系业务时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及“太平保险公司”三个公司的名义。

　　1959年后，部分城市国内保险业务并没有完全停办，其中有上海、哈尔滨、广州、天津等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保险处升为局一级单位，对外仍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义，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总经理。1969年，中国人保成立了一个小组，处理保险停办之后的各种事情。这个小组被称作“9人小组”。国务院下属几十个部委，精简到十几个部委。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并成一个单位，由财政部军管会统一领导，在军管会下设财政和银行两个大组，在两个大组之下，设立若干业务组，银行国外业务组就是业务组之一，国外业务组下设保险小组，就是“9人小组”。保险小组对内管理原有的国内外保险机构和经营保险业务及再保险业务，对外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字。

　　20年的时间委实不短，但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保险人来说，只能勉力维持，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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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彻底停办。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保险被认为是“私有经济的市场”，“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办理国际再保险业务得不偿失”，“是依靠帝国主义”，“再保险是帝修反之间的利润再分配”等等，因此有人提出要“彻底砸烂中国保险业”，不但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还要停办全部涉外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然而，一件事改变了中国保险业岌岌可危的命运。

　　1969年上半年，外贸部门自国外进口的手表和白金在空运中先后发生丢失，由于受当时“砸保险”的影响，这批货物并未投保，因此损失严重。这一事件向周恩道来总理汇报后，总理对“砸保险”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严肃指出：“保险还是要办，内保险是对外联系的一个渠道，敌人想孤立我们，我们不要自己孤立自己。”在此后的文革时期，涉外保险与再容保险其实一直小规模地保留着，“9人小组”就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生存下来的。小组成员一方面认真参与政治学习，还要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保证保险业务正常运行。小组成员白天做业务，晚上开会学习，及时完成了承保、理赔、分保、对外联系等各项任务。每年按时参加春秋两季广交会，与参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远洋公司保持业务沟通，接待英国经纪人及越南、朝鲜的国家保险公司领导来访。在文革中，还要去各分公司调研。9人小组成员之一、中国人保老干部于葆忠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设立“9人小组”是不二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9人小组”的存在，说明保险公司不能撤销，保险业务是砸不乱的，对外保险业务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今天研究保险史的专家评价“9人小组”的历史作用，认为坚持了保险公司的存在，没有他们，民族保险业就全部停办了，血脉就断了；有了他们，保险业在即将要消亡的过程中，又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起色。

　　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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