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脉大国保险?：以革命的名义，停办船舶险、罢工险

　　文丨徐晓

　　现代商业保险滥觞于海上贸易，中国的保险也是于1805年从海上“舶来”、在广州口岸登陆的。

　　谁曾想，一百多年后的1960年代，中国的保险人竟然动起了停办海上保险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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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险：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前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已于1959年全面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当时也曾讨论过是否停办国外保险业务，“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执一端，还邀请了外贸部门的同志参与辩论。

　　最后，考虑到“保险是国际贸易的需要”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此类保险业务”两个因素，暂予保留国外保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人民银行，专业办理外汇保险业务，主要承保外贸部的进出口运输保险、交通部的远洋船舶保险和国际分保业务。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新的形势之下，“保险公司的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否办理保险提出了疑问，决心要在当前的革命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开展群众性的大辩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正确解决整个保险业的存废问题。”

　　停办整个保险业未免动静太大，不易操作，还是先拿其中一项开刀吧。

　　1967年国庆节前后，人保公司提出，从1968年起停办远洋船舶保险。在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人保娓娓道来：

　　①交通部的远洋船舶和国内其它生产设备一样，都是我社会主义国家固定财产，如果发生损失，应当与其它固定财产采取同样的办法去解决，不应当单独采用保险的办法来弥补。而且现行的远洋船舶保险办法，实际是拿国家的外汇向帝国主义国家保险公司投保。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竟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保障而向他们取得外汇补偿，这不仅直接违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这显然是在“外汇挂帅”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必须批判与纠正。

　　②从长远来看，我支付的分保费总是要大于摊回来的赔款的，对我并起不到补偿的作用。

　　从1961年到1966年六年中，共付出外汇分保费约35万英镑，摊回的外汇分保赔款约为125万英镑。从外汇角度考虑，两项轧抵，尚收入外汇约90万英镑。

　　这不是赚了吗？且慢！

　　人保说道：

　　上述数字包括了1963年 “跃进”轮意外事故向英国及苏联、东欧等国的保险公司摊回赔款约100万英镑左右。但是“跃进”轮赔案属于“特殊情况”，“如果剔除这笔收入，则摊回的比例是很小的”，算下来还净支出外汇分保费约14万英镑。

　　各位看官：保险保的不就是“特殊情况”、“意外风险”吗？如果把重大赔案都剔除了，当然就不需要保险了。

　　人保可能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加了一段“补充说明”：

　　远洋船舶在经营管理及航行方面，这几年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船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国际上不仅和帝修反开展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勇船员这一最可靠的保证，我远洋船舶发生全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

　　按照现有37艘船计算，每年付出十余万英镑分保费，有四五年的保费即可按国际市场价格购置一艘十年船龄的万吨货轮。因此，从长远的观点考虑，继续办理远洋船舶保险的经济意义也不大。

　　③今年以来，英帝国主义的保险垄断集团，在船舶保险上不断地以提高费率对我施加压力。今年8月船舶险分保费率曾由0.35%提高到0.50%，最近又再度向我提出再提高分保费率的无理要求；对船舶附加兵险费率要求我由0.10%提高到0.15%，因我未予同意，致使部分分保合同中途废止。“对此，我保险公司已坚决顶了回去，宁可不办分保，也不屈从伦敦市场。从对帝国主义保险垄断势力的斗争考虑，明年着手停办远洋船舶保险，和伦敦市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有利的！”

　　理由阐述得很充分，既算了经济账，更算了政治账，教人无可辩驳。

　　不知道为什么，人保恨不得立马撒手不管，但是操作中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人保说明：

　　上述意见，我保险公司与交通部、财政部进行了初步商讨，一致认为，停办远洋船舶保险的方向是肯定的，但为了做好思想上、技术上的准备，交通部的意见明年再续保一年以为过渡。我们的意见，最好争取明年就停保。如果交通部确有实际困难，也可考虑再办一年，但保险责任全部由我保险公司承担，不再向国外办理分保，同时将保额、保费与赔款统统改按人民币计付。

　　还有未尽事宜：

　　此外，中阿轮船公司、中波海运公司、中坦航运公司以及阿尔巴尼亚、越南远洋轮船，也由我保险公司承保或分保。这些船只有的是两国合营的，有的是兄弟国家所有的，如果也一律停保，对外影响不好。我们意见，这部分的船只仍由我保险公司继续承保，并担负其全部责任，不再向国外办理分保。

　　人保给国务院的报告，从1967年秋天开始酝酿，中间数易其稿，至定稿时，已是1968年初。

　　至迟到1969年，交通部所属的远洋船舶俱已停保。是年，交通部与人民银行联合行文，通知华南水运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人保广州分公司、人保上海分公司，根据国务院“同意取消保险，但要严格管理制度，注意加强养护，防止海损事故”的批示，停保自营远洋船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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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险：是对工人运动的污蔑与抵消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不断发现保险业务中存在的政治问题。

　　这不，远洋船舶保险问题“才下心头”，罢工险问题“又上眉头”。

　　罢工险是国际保险市场上普遍承保的一种险别，保的是：由于罢工、停工、暴动或民变使“资本家”遭受经济损失时，由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以经济上的赔偿。

　　革命群众认为：“这一险别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是起着污蔑和抵消作用的。我保险公司以往也承保了这种险，这与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是完全相违背的”。

　　因此，1968年间，经商请外贸部同意，人保公司直接承保的罢工险已经停办，但是通过外国保险公司间接承保的罢工险并未停止接受。于是，1969年底，人保公司呈文国务院，拟从1970年起，对从国外分入的罢工险也予停办。

　　为此，人保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进行了联系。一部分外国保险公司同意把它们承保的罢工险自己留下，不再分给人保，但有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不同意剔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方仍坚持拒绝接受它们承保的罢工险，将有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保险公司要同我中断业务关系。

　　人保公司认为，“罢工险既不符合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就不应当接受。如果对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承保的罢工险，我们仍予接受，对于那些同意剔除罢工险的友好国家的保险公司来说，在政治上我们反而很被动”。因此，对这部分罢工险还是停止接受为宜。

　　分保业务中的罢工险责任部分，本来就只占很小比例，经济上的影响微不足道，政治考虑是压倒一切的。停了就停了吧，没啥大不了的。然而诡异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人保公司再次呈文国务院《关于改变一律不保“罢工险”的请示》，自己“打脸”了。

　　1971年5月的《请示》中说：

　　对我停保罢工险，除越南、朝鲜、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及巴基斯坦部分保险公司同意外，伊拉克、锡兰、科威特、坦桑尼亚以及阿联、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古巴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均不同意。实现停保罢工险的结果，不仅使发展新的保险业务关系受到影响，而且老的保险业务关系也中断了一些。

　　这样不适应我国对外关系日益发展和很多国家的保险公司要求与我建立保险业务关系的新形势。目前，世界各国都承保罢工险，如我们与各国保险业务往来中，再继续强调不保罢工险，可能影响对外关系的开展。

　　人保公司建议：“为适应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我保险工作也应采取积极发展的新方针，争取团结更多的外国保险公司，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为此，我们今后虽不主动接受罢工险，但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分保拟改变一律不保的做法，根据不同对象灵活掌握。”

　　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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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指导一切

　　文革期间，所有工作都是“革命工作”；所有决策，都必须从毛主席语录中找到依据；所有文件，都必须把“最高指示”放置顶端。

　　上述停办远洋船舶保险、停止分入罢工险、恢复接受罢工险，都能恰如其分地找到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1968年关于停保远洋船舶保险的请示中，引用了两段最高指示，分别为：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是啊，社会主义的保险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分保市场，所以“自力更生”是必须的。

　　1969年底，放置在《关于停保分入“罢工险”的请示》顶端的最高指示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如此，政治考虑高于经济考虑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一年之后的1971年，要“自我否定”、“自我打脸”了，还能从“最高指示”中找辙吗？天下事难不倒革命群众，这一次，登顶的毛主席语录如下：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必需的灵活性是为了实现坚定的原则性。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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