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专栏】新格局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再认识

日前，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全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自信。

在这一新的历史格局下，文化产业需要对面临的环境、挑战和任务有一个再认识，尤其是对文化产业的特点、问题和困难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和路径，更好地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加快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从中美“争端”看文化与文化产业

在这一轮的中美争端中，文化产业看似相对平静的领域，但如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波澜不惊的背后，不仅有费尽心机的暗度陈仓，更有赤膊上阵的大打出手，前有对孔子学院的封杀，后有对“TIKT0K”的禁令，以及对微信、爱奇艺等的“虎视眈眈”，这与好莱坞、迪士尼和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攻城略地，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使得西方文化在我国，特别是青少年心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切，肯定不能用简单地用“双重标准”进行解释，其背后的“用心良苦”是美国全球战略和“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通过价值观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输出，不仅实现自身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更实现长远的基于“文化侵略”的国际政治利益，巩固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回顾我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中华文化的整体式微是显而易见，也是不容和不能回避的。尽管从WTO开始，在历次的中美谈判中，我国都将“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防线加以守护，也因此成为了谈判艰难的原因所在，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方的“诉求”的重点和焦点所在。客观上讲，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护佑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但在“全球化”的思潮影响下，我国文化和文化产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难以回避的，这不仅有美方的压力问题，更有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得各国之间已经不再是有形的国界可以区划的，尤其是对文化而言。

从我国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实际情况看，以美国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外因固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就本质而言，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因此，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和决定因素是内因，即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认同和发扬。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文化出现了“荒漠化”的趋势，文化产业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急功近利”现象，结果是亦步亦趋和东施效颦地接受了许多西方的理念、形态和模式，甚至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和“唯洋是从”，却将传统文化置之不理，结果常常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好莱坞电影《花木兰》的成功从反面告诉了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文化的“富人”，却是文化产业的“穷人”。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诉求是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传播中国声音。否则，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弘扬传统文化”，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就在所难免，只有解决好“要我弘扬和坚守”到“我要弘扬和坚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问题的背后是全社会集体性文化自信。

二）现代文化产业的再认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一种文明的源源不断，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我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与传承，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因为它是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观的觉悟、凝聚和代表，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花木兰》的成功，何尝不是沾了中华文化的“光”。因此，无论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态如何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怎样选择，但文化产业弘扬真善美的“魂”始终如一，这恰恰是东西方文化产业的同与不同所在，更是中国文化产业需要理解、笃定和坚守的。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中进步的，文化也一样。就现代社会而言，文化，在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加持下，已经变的立体和丰满，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传播手段，都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则成为了重要力量。同时，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已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能力和决定因素，这也是美国封杀“TIKTOK”背后的真正原因。纵观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呈现井喷式发展的态势，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了经济发展，尤其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近年来，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动能。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文化产业园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均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与投入，但总体效果仍存在差强人意的情况，究其原因，从表面看，没有很好地理解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特征，因此，制定的产业政策存在按部就班，就事论事和“自以为是”的情况，就难免出现“隔靴搔痒”和“不解渴”的问题，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霍尔果斯兴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现代文化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它不是简单的扶植，更不是给点政策优惠就能够发展的，它需要的是基于专业认知和共识的排忧解难，需要同心同德的攻坚克难，需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探索创新。从本质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和根本原因是没有很好地理解文化与市场的辩证关系，首先，文化是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否则，就可能“一放就乱”，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所以，不能简单地行政干预，否则，就会导致“一管就死”。因此，必须认识到文化产业及其发展规律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如果不能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文化产业的“放管服”就难以落地，发展文化产业就无从谈起。

三）文化金融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就现代社会而言，金融，往往扮演着“血液”的作用，因此，金融活，则产业活。从西方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看，金融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大多数的好莱坞大片背后均有文化金融的“身影”，如“完片保险”。文化金融的参与，不仅解决了资金供给问题，更提供了基于专门化风险管理的外部干预、制衡和服务，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但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金融供给不足，具体表现为文化金融的“无人问津”和金融机构的“望而却步”，缺乏资金的“血液”供给，文化产业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更不可能做大做强。

近年来，为了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引导金融行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但实际效果仍差强人意，“贷款难”和“贷款贵”仍十分普遍，甚至出现文化企业“求贷无门”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各地的产业发展基金却面临“用不出去”的尴尬。深究金融机构不是不想贷，而是“做不到”的内在原因，就不难发现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制约文化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产业的风险认知与管理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与政策，所以，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不断强调，引导和督导双管齐下，却仍然是收效甚微。

文化，作为一个创意产业，其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文化产业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价值所在。但就金融而言，“不确定性”则意味着风险，如果风险不能有效量化并管控，金融机构就只能望而却步。就量化而言，文化产业大多属于难以量化，或者只能事后量化的问题，如一个电影项目，剧本往往具有“见光死”的特征，且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难以满足金融的“量化评估”的要求，同时，电影的真正价值通常要等到上映之后，用票房来回答。就风险管控而言，大多数金融企业并不真正了解文化产业，更无法理解文化产业生产和运营的特点，因此，他们往往是用传统金融的思维和做法要求文化企业，如固定资产抵押，但文化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型企业”，没有多少资产可谓作为抵押物的，所以，文化金融供给就走入了无解的困境。

但如果全面分析文化金融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就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是金融行业无论是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还是专业能力均处于相对初级和粗放的阶段。一直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处于相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因此，经营模式更多是简单地选择和转移风险，缺乏为实体经济提供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的专业能力，这一点，在文化金融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发展文化金融属于费时费力，不仅风险管理难度大，且规模也不大，肯定不如房地产贷款赚钱容易，加之金融机构还面临各种风控的考核指标，尤其是“坏账追究的终身制”，因此，对于绝大多数金融企业而言，尤其是经营机构和经办人员，对发展文化金融往往是“敬而远之”，更多是“说说而已”。而从国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看，大多不是对产业的直接投入，而是通过破解文化金融难题出发，特别是关注“剩余风险管理”的解决，理顺文化金融供给机制，发挥公共资源的“杠杠效应”，间接和高效地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科技是破解文化金融供给难题的关键力量

客观上讲，金融行业在发展文化金融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破解文化金融供给“瓶颈”，需要面对现实，求真务实，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要特别关注文化科技带来的改变和机遇。面向未来，金融行业要认识到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因此，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融入，提前和战略布局是自身未来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要认识到科技将成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也将给文化金融的风险管理带来全新的可能与思路。金融行业要高度关注科技改变文化产业的趋势、方向和路径，同时，用金融风险管理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产业的风险和风险管理再造，打造“科技+管理+服务”的现代文化金融经营新模式。

从趋势看，科技将重构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并催生“数字文化”时代，推动文化产业的迭代发展。如影视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将重构整个产业的各个方面，就内容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对剧本的智能评估，乃至修改完善，还能够辅助开展影视作品的审片工作。就制作而言，虚拟场景和演员的出现，使得“后期”的“全期化”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影视制作对场地、天气和演员的依赖，并从根本上改变影视制作的成本和周期，乃至风险的概念。就传播而言，移动互联网，特别是基于5G的高清技术应用，也将改变对传统院线等终端的依赖，点对点的传播将成为主流。就交易而言，区块链技术为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提供了安全和便捷的实现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文化产品所有者的权益。

风险管理和金融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科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认知科学，因此，金融行业要高度关注文化科技的前沿领域，特别科技是对文化产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改变，重新认识文化产业风险，将文化科技与文化金融的风险管理有机融合，打造全新的“金融+科技”的服务模式，一方面能够从根本上破解文化金融发展，特别是风险管理的难题，全面融入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实现金融行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推动文化科技的发展，成为文化科技的重要同盟军和“买单人”，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赋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五）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大格局和大智慧

这次的中美“争端”无疑给中国，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产业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它再次告诉我们几个基本的事实，一是文化产业属于“软实力”，却具有“硬能力”，不能掉以轻心，需要高度重视。二是发展文化产业很重要，不仅有经济转型的意义，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三是思想文化阵地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必须“寸土不让”，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幼稚。四是新形式和载体将重新定义传播，乃至文化，互联网更赋予其“内容化”的能力。五是科技和金融已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内涵和属性，需要全面和深度融合创新。六是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不仅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更需要深耕细作，持之以恒。

为了应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当务之急是补齐短板，巩固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做实做强“内循环”，彻底摆脱对外部的各种依赖。首先，要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就文化产业而言，美国的“脱钩”政策，无形中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文化产业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打造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内循环体系，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为将来的外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近年来，文化产业更多地关注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而淡漠了传统文化，因此，要以文化自信为指引，重塑基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第三，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因此，需要把握根本，统筹兼顾，打造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机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第四，要处理好文化与金融的关系，文化和金融行业应当将彼此纳入自身发展的内循环体系，依托文化科技赋能，形成共生机制和内生动力，打造相互融合和发展的文化金融体系。

面向未来，要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以发展“支柱性产业”为目标，打造“金融+技术”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市场和要素体系。同时，以“项目”和“产品”为对象，引入风险投资理念，通过文化科技和金融工程技术，创新风险管理模式，开发专门化的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尤其是要重视发展文化保险，培育文化金融专业机构，如文化银行和文化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重构文化产业资金供给和风险分散新模式，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面向未来，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必将成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和精神基础，中国文化产业也势必全面融入全球文化产业生态圈。发展文化产业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金融行业要以更大的格局和智慧，认识到“金融+科技”不仅是赋能，更重构文化产业，因此，以荣辱与共的觉悟，打造更加科技和专业的文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是金融业必须直面的课题。同时，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代文化金融模式，是金融行业必须和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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