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近日召开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当前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但是风险形势依然复杂,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认真应对,妥善处理。
回望2019年,问题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保险领域重点风险得到缓解。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约1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5%。新推出19条对外开放措施,批准51项外资银行保险机构筹建和开业申请。
会议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监管将加大互联网保险规范力度;落实支持生猪生产金融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覆盖面与渗透率。健全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进再保险市场建设,扩大巨灾保险试点范围。
1月13日,银保监会在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后举行了首场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中国银保监会首席会计师马学平出席本场发布会。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车险改革在路上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对2019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的具体成果以及2020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相关阐述。
去年银保监会持续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强化监管问责,全年处罚银行保险机构2849家次,处罚责任人员3496人次,罚没合计14.5亿元。坚决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严厉查处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黄洪表示今年将继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恢复与处置机制,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做好存量资产处置、停业机构退出和机构转型工作。加大互联网保险规范力度。
关于车险综合改革,黄洪表示车险长期以来是财产险公司的主要险种, 2019年车险保费收入8189亿元,占整个财产险保费的63%,财产险公司63%的保费来源于汽车保险。车险又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安全出行,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十分密切。这些年来,银保监会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对车险监管也加大了力度。
尽管监管力度比较大,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媒体记者经常报道的高定价、高手续费、粗放经营、无序竞争、数据失真的问题仍然存在。
加快车险改革已经是摆在银保监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所以2020年我们监管工作会把车险特别提出来。这些年来车险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是一些小改革。真正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触及利益藩篱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开始。这次车险改革也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车险下一步改革,一是把握好改革总体要求。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由市场决定、监管引导、调节总量、优化结构,扩大保障、提升效率、简政放权、协同推进。
二是把握好改革的主要内容。采取交强险与商业改革相结合,条款与汇率改革相结合,保障与服务改革相结合,市场和监管改革相结合,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三是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目前我们正在制定车险综合改革的具体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正在广泛地征求意见。银保监会将在今年适当的时机,正式实施车险综合改革。
加快养老第三支柱和的粤港澳大湾区保险的发展
关于第三支柱的改革,黄洪表示,第一要加快第三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下一步把第三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同时把第三支柱的发展作为国家重点战略,纳入到“十四五”规划之中。
第二,要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近年来已经在第三支柱建设上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媒体经常关心的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在上海、福建、苏州已经正式开展。
第三,要加大对第三支柱特别是个人养老金的一些宣传。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宣传力度还不够大,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第四,要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第三支柱的发展,各类养老金的建立对商业保险机构来讲,既是一个机遇更是重大的挑战。因为个人养老金负债周期非常长,它要穿越多个经济周期,要经受长寿风险、利率风险等一系列考验,所以商业保险机构的能力建设这是当前银保监会重点要抓的主要工作,包括投资能力、精算定价能力、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能力建设。这是对第三支柱这项工作的四个方面的考虑。
中国银保监会还积极响应大湾区建设的统筹规划,黄洪介绍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多方联动工作机制。银保监会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小组,由会领导担任组长。工作小组制定了相应的会议机制、工作机制。
二是建立粤港澳金融风险共同防范机制。2018年在北京召开了粤港澳银行业监管联席工作会,达成建立粤港澳监管联系机制,每年定期召开工作层面会议。
三是积极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跨境车险产品和跨境医疗险产品。
四是支持广州南沙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
五是扩大金融业对港澳的开放,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参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一系列协议谈判,积极推动各项开放措施落地,包括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放宽外资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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