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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新型全球化下需要“一带一路”

2017-05-20 12:11:24 和讯保险 

  和讯保险消息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7年第十四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5月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孙祁祥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就“‘一带一路’:风险及应对”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孙祁祥认为“一带一路”意味着新的竞合模式与格局,势必涉及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可能会加剧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孙祁祥

  以下为孙祁祥发言实录:

  我站在这里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演讲嘉宾在这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作为主办方的代表。在我演讲之前,希望代表主办方说一下,我感到特别高兴,CCISSR一如既往的请到非常好的嘉宾就当下重要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今年已经是第14届了。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是世界的“一带一路”。我借用下这句话,赛瑟论坛不是我们的论坛,而是风险与保险界的赛瑟论坛。如果没有政、产、学研的支持,没有几十个单位的支持,没有全国乃至世界很多学校的支持,赛瑟论坛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在这个论坛上已经14次作为演讲嘉宾发言,我没有做过统计,我估计在同一个论坛发表14次演讲的嘉宾,估计不会太多,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各位重量级演讲嘉宾讲完之后受益非常多,国际界、国际友人、台湾同胞的演讲都给我非常多的启示。我谨代表主办方向今天出席的所有演讲嘉宾和各界朋友、我们的理事单位的朋友、新闻界的朋友、全国的师生代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用简短的时间把一些演讲思路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想从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考虑,第一是全球化提出新问题;第二是“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第三是“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有非常深刻的联系,我想就这几个问题谈以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全球化提出新问题。

  本轮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的倾向,最典型的是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黑天鹅的事件,所有人把眼光都聚焦到全球化这个题目上。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正在凸显外溢,其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原因何在?“一带一路”将如何引领全球体系的深刻调整和新型全球化?我们如何管理这些风险,顺利、高效地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重要、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先来了解全球化,即使遭遇了这么多阻力、压力和质疑,我觉得全球化发展存在客观必然性。什么是全球化?学界、业界有很多说法,我这里倾向于用英文的辞典说法“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全球化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一直持续进行的活动,只是它的内容、形式、广度有所不同。原因在哪里?习总书记的话非常深刻,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客观必然性。正因为如此,虽然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全球化的步伐始终步没有真正的停歇。

  我也考证了一下,全球化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能不一定是非常准确。我发现在一个文献上最早出现这个词,是1962年。但我觉得全球化活动实际上在20世纪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从历史上来看,古老罗马的帝国扩张、十字军、蒙古兴起、地理大发现,这些活动的本质与20世纪后半叶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本质区别。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会演讲中说,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实现普遍的繁荣及和谐共处。这种雄心壮志也可以在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身上看到,我认为,全球化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文明上从未中断的一个活动。我们没有先给它戴上现代化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中打破。

  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周期性、资本逐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等观察全球化的演进逻辑,从5个维度来分析全球化。

  给全球化划分阶段,研究全球化的权威专家托马斯有过一个很好的划分。我这里把它按照主导国家和发展阶段,划分为5个阶段。全球化的1.0时代(地理大发现之前);1.0之后按照主导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引领方式,划分为2.0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3.0工业革命时代(英国、法国主导);全球化4.0,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今天的全球化5.0时代,谁来引领?我打了问号(问号里面有明确的,倾向性的)。

  我们看全球化的积极进展和负面效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从积极进展看世界经济次序增长,经济一体化发展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健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贫困问题大幅度改善。各国相互沟通、谋求和,总体上维护维持良性竞争关系。国际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断增强。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也是全球化最大的贡献者。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始终跟随一个脚步,即中国在逐渐走向引领全球化的序列当中。

  全球化负面效果,在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各国利益冲突增加并复杂化、同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国内风险和地方性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风险生成和扩散的机制复杂化。

  我这里引用全球风险报告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全球化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全球格局按照发生的频率来看,每隔5年用一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来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大规模非法移民,大规模的数据欺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等等。如果说我们再按全球风险严重程度来排序,我们看到全球化的收缩、局部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水资源危机等问题,也会给我们全球化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流动有一定的关联。

  既然全球化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孕育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失去全球化主导权的焦虑。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凸现了4.0时代全球化的固有矛盾,经济全球化遇到了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

  如果说我们采用新古典“非此即彼”两分法的思维,简单地走向全球化的反面来解决发展问题,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我特别喜欢习总书记在这次一带一路峰会上的讲话见解,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从哲学上看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地区。

  第二我们看看“一带一路”与新兴全球化是什么样的关系。

  新型全球化4.0美国主导时代进展到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型全球化需要新的推动力量。从现在的需要和诉求来看,全球的增长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全球的发展失衡,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的三大问题。

  从社会不同利益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来看,国际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国家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要求国际体系多极化,呼声非常强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修整对外政策,但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和能力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属于世界,建设跨越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是各方面共同打造的产品。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强调合并合作、互习互鉴、共生共享原则,强调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强调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看当今的社会对于新型全球化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诉求,一带一路的倡议应运而生,很好的体现和回应了这样的一种诉求。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机遇,又要认清风险挑战。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隆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我们看风险要看到机遇,任何东西都是机遇并存。我们在考虑选择什么对策的时候,肯定是两害取其轻,今天各位演讲嘉宾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国际的角度、国内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从作为风险管理保险研究的学者来看,我们也知道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一个系统越开放,涵盖的范围越广,要素流动越自由,不确定性也就越大。我们的机遇会很多,同时伴随的风险也很大。

  我觉得张燕生提到的华为例子引人思考。如果说华为在一开始到发达国家去,和发展中国家特别和“一带一路”相比,制度、劳动力的流动可能比“一带一路”更健全,风险相对会更少,正因为他抓住“一带一路”,驾驭风险赢得更大的机遇契机,他反而脱颖而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解释我们如何平衡风险的例子。

  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并不会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自然划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对这个社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三,“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

  中信保的风险报告中,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中,国家风险评级为5-9级占76.9%,“一带一路”涉及的这些国家,大家可能知道不管是政治风险还是经济风险,还是宗教风险、文化风险、法制风险相当高,特别是有三种势力在“一带一路”国家结合,更加凸现了这些问题。

  暴恐、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加上域外势力的频繁,一定会给“一带一路”带来很大挑战。我们的实际风险怎么来看,怎么评估这些风险,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

  回避风险不如驾驭风险,驾驭风险才能赢得机会,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我的提议:我们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一带一路”可以考虑以下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要将风险管理全面嵌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构建包含“风险共担机制”的“命运共同体”;建立“市场+政府”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有效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感觉工具;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让不同阶层的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风险管理全面嵌入“一带一路”管理建设中,这几个方面很重要,树立“风险管理”的思维意识,高度重视“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我们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谈各种机遇的时候,我们在谈取得的成果,一定把风险管理,风险的识别,风险评估作为中重要的环节嵌入中。

  强调利益和成果各方共担共享,这里面要强调责任和风险,也应当由各方来共担。前面的专家谈到现在沿线各国搭中国的经济快车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小的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很多期待,我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没有想我从中应该承担的相关责任。

  如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一定也应当是风险共担,不能只让一个国家来承担所有的风险,其他的国家都来搭便车,这样的合作不可能持续。我们要有非常强的意识和理念,只有通过政策沟通(“五通”之首) ,建立合适的“风险共担机制”,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同体。

  建立“市场+政府”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市场在风险管理中的决策性作用和各类企业在风险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更好的发挥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政策支持作用,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保险业是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业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天然优势。

  从市场的方面我们有事情要做,维护市场的系统性安全,用监管+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及体现政府在“一带一路”管理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除了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以外,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措施,是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前段时间大家看到报道,北大要和国家有关政府合作PPP项目,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中心,将来在这方面不仅在基础合作方面,在社会服务特别在保险我们有更多的研究,来服务我们国内以及国际很多项目,通过这样PPP的方式。

  我们可以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建立市场化的保险支持体系。特别是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在国内我们要创新发展境内保险+跨境保险。

  第三,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要特别的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将对国内不同阶层的人群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刚才赖教授(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主席赖志仁)也谈到了蓝领最终导致了黑天鹅事件的产生。现在是美国或者西方发达国家在主导全球化,再过30年之后,如果中国是当时的引领者,中国会怎么样?

  美国的波士顿咨询机构曾经发表过一篇数据,他比较了2004-2014年中美工人的工资,他通过劳动力、汇率、能源对比,在过去的10年,美国工人提高了27%-30%,中国差不多提了4倍。不像之前我们通过劳动力获得收益。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耐克在中国全球产业量第四,当时越南3%,15年之后耐克在中国的产业量下降了40%,越南上升了42%。有数据说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人工资跟菲律宾泰国相当,过了大概7、8年以后统计,我们比菲律宾和泰国的工资高出2000多美金。我们比越南高出2-3倍,比柬埔寨高出5-6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劳动力的成本不是我们中国的优势,许多的产业被国际上周边国家更低劳动力替代,今后一些国内的生产机会,我们怎样保证所谓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现在影响到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这些工人阶层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当今要特别考虑未来绸缪的一些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更好的实施,进而关系到中国在5.0时代我们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能否真正推动引领全球化的问题。收入保障是我们在今后风险管理这样大制度框架下列入到重要议程的一个重大问题。

  今天把我对全球化、“一带一路”这些思考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亦斐 HF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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