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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风险最高的地方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

2017-05-20 10:18:33 和讯保险 

  和讯保险消息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7年第十四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5月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就全球化发展中的风险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张燕生认为,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改变着经贸格局,中国以前是引进受益者,现在我们成为走出去的推动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以下为张燕生发言实录:

  首先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谈一下全球化的议题。首先我们从全球化讲起,最近习主席讲在历史上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我做了两张表。历史上的兴盛期有哪几个?一次是1870-1913年,一次是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还有一次是1990年以来。

  这三次兴盛期都可以看到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是开放,传统的开放讲的是通商。关税为零准入的门槛越低越好,新的开放要求不仅仅有通商的开放,而且你的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国有企业等等,你的国内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否符合国际的规范。

  第二个推动力,市场化。兴盛期往往与全球的市场化推进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推动力,科技创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凡是兴盛期都是世界增长的黄金期,凡是搭上这班车的国家都可以获得快速的发展。

  这三个兴盛期往往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频率发生的时期。因此,历史上的兴盛期往往伴随着危机、风险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当前出现了一个浪潮逆全球化,这个兴盛期和开放期重合的时期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

  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的逆转?总的讲全球化去年的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低于这轮兴起期的起点,1990年,低了2个百分点。 下面的曲线是中国,周围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放期,中国上升了13个百分点,美国下降了2个点,中美的差距,中美GDP占全球GDP缩小了15个点。

  全球化中国把全球化的红利拿走了,我们看上面的曲线,199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是上升的,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在1990年29.1%,2009年30.2%,在全球化第一个阶段获得了红利。

  这几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不适,发生了中国加入WTO,英国要脱欧,美国要去全球化。为什么老百姓对全球化不满意?1990年以来全球化有三个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一个是公平,我们经常讲的1%和99%的关系,1%的人得好处,99%的人付代价。

  金融和创新的关系,明显的可以看到在1990年以来,我们发生了两次泡沫,一次是科技泡沫,第二个金融泡沫。麻省理工的博士,求职的第一愿望是什么?都是华尔街。

  你能够看到从全球化美国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的专利商告诉我们2000年以来美国在所有的发明专利的增长都是下降的。为什么?是因为金融的诱惑、房地产的诱惑远大于高技术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逆全球化的旗手是世界上高举过、推动过全球化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现实上老百姓对全球化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会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继续走向开放,还有一个可能会走向逆转。逆转的趋势我把它称为全球化有可能进入间接期,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世界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发生了全球经济滞后。

  因此我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次的全球化的机会发生什么?大家特别担心法国的大选,如果法国脱欧,欧盟解体,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确实到了一个系统风险显著大于机遇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工业革命有什么特点?我们说IT革命对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全球工业链管理和综合物流管理。也就是一个产品可以在哪儿生产,哪有农民工哪里有链条。

  在IT时代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有2.77亿农民工进入到非农产业,有1.7亿进了城。我们说当新科技革命,我们人工智能、互联网+,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机器人可以替代农民工。

  昨天我们在广东调研,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招不到工人,而且留不住工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看到农民工最多的地方是企业最多的地方。如果机器人可以替代农民工,低成本的劳动力就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什么重要?需求。尤其是用新工业技术的革命在全球满足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分散化的需求和本地化的需求。

  我们会发现新工业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以前是引进受益者,现在我们成为走出去的推动者,哪里有需求哪里安家。用碎片化满足需求。新型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马云和特朗普会面,马云讲如果特朗普如果开放,我可以给你带来100万的就业人口。

  跨国公司非常明确的表示,跨国经营越来越大不过东道国崛起的本地企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最大的趋势是输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新工业革命技术推动的这些新技术,新企业和年轻人成为新的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中国推全球化有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外交部叫倡议,发改委叫战略。对于外交倡议,对内要人人看做是一个战略,“一带一路”的定位习总书记说了一段,“一带一路”的定位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它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管总的战略,它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习总书记把“一带一路”作为重大战略举措,顶层设计、管总规划和主动作为,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一个管总规划。

  过去的30年,我们国内发展的主战场是东部沿海,现在这个战场将转移到“一带一路”最前线的西部地区。过去30年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新30年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主战场将转到“一带一路”。

  这样以来发生了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是国别风险最高的,是政治风险、制度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最高的地方。因此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和中国人来讲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在世界上各种风险最高的地方活下来。

  我自己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企业转型必经之路。也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两个策略,一个是“一带一路”,我的手机是华为的,华为有今天靠的是“一带一路”,华为的第一桶金,70%的销售在海外,在海外世界上风险最高的亚非拉地区获得了第一桶金。

  从华为的故事来讲,“一带一路”风险最高是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地方,如果你能在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地方活下来,培养狼性。30年你再进入美国、日本发达国家,全球跨国公司展开大决战的时候,你可能像华为一样,有更多的胜算。

  这样一来带来了一个问题,政治风险怎么举办?制度风险怎么办?经济、社长、经营风险怎么办?怎么对付这些风险。华为过去的30年,中国企业的30年,都是在中国风险最高和体制最不完善的地方转型过来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会发现“一带一路”最前沿中国,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内蒙还是面向东南亚的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宁夏、新疆,我们会发现研发强度都是第一的。

  第一什么概念?第一我定义为资源驱动,他们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性,他们离创新驱动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如果把“一带一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国家也把他们的研发强度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是第一的,他们也是资源驱动性强的。

  这样就会涉及到我们的西部对外开放,西部人员是资源驱动性的,是相对来讲是我们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也是驱动性的经济,他们也是世界范围最落后的经济。怎样能够保证“一带一路”的成功?一定要依托,从中国来讲,中部地区研发强度高于1,小于2,他们进入投资驱动的阶段。

  东部地区研发强度高于2,开始向创新转变。去年江苏一年研发投入1800亿人民币,广东是1700亿人民币,浙江1100亿人民币,他们的流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只要时间足够长,他们创新足够量,他们会出现越升,真正向创新越升。

  从中国来讲,怎样能够把东部地区的人才、企业和资源要素转移到西部,同时在“一带一路”重视全方位国际合作,把全球的大跨国公司,把中国30多年来伴随我们发展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我们一同共同走“一带一路”,我们叫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同沿线国家合作,我们会发现“一带一路”真正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重大的变化和影响。

  总书记讲话中还有一句话,“一带一路”本质上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我们可以看球产能严重过剩,但是“一带一路”却严重短缺;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但是“一带一路”严重短缺;全球的福利严重过剩,“一带一路”严重短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支笔,老百姓买这个笔愿意花多少钱,中国把这支笔卖给老百姓是多少钱?8毛钱,老百姓每消费一支中国的笔,会得到更多的消费,会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我们想知道谁能够买中国的笔?过去30年没有人买,欧洲人能买到,日本人能买到,“一带一路”的老百姓买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商品和服务创造的经济福利,最大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美国每一个消费者得到的好处平均868块GDP,为什么?过去决定中国的商品卖给谁由跨国公司全球采购决定的,他们决定中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中国的商品才能够卖给谁。因此我们过去代工,知识产权不是我自己的,品牌不是我自己的,渠道不是我自己的。

  现在中国企业要把中国的笔卖给“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老百姓,你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讲的自尊、自信、自立。把中国的笔卖到“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必须是自己的,知识产权必须是自己的,渠道必须是自己的,从这个角度,“一带一路”一方面是风险,一方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中国在推动新的全球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抓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中国会立足周边,在周边的亚太地区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去年签了两个一个是和澳大利亚签的,一个是和韩国签的。

  我们和澳大利亚签的自由贸易协定从去年12月份生效之起,中国的商品贸易90%零关税,5-6年过渡期解释,中国的货物贸易100%的零关税,对中国服务贸易商负面清单管理,澳大利亚也承诺来自中国的通关的便利,签证的便利和投资的便利。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在周边推RCEP,中日韩三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周边会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供给。

  我们的第二点,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网络。在一带一路政治风险最高,制度风险最高,经济风险最高的地方我们签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的我们的障碍,来提高我们双方的标准规则制度的对接。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风险。

  第三,中国将在全球推高标准自由化网络。我就在想中国自由化三句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会推动全球的新全球化发展。为了使周围自由贸易区更好的落地,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会问核心是自由贸易还是实验区?他的核心从上海开始要先行先试可复制,可推广的推动自由贸易的制度、规则、标准、规范。

  上海2013当时国家批复的时候,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从事先的审批到事后的监管;上海做的第二件事,法无禁止;上海做的第三件事,6大服务领域全面开放;上海做的第四件事,信息贸易;上海做的第五件事,金融服务和开岸货币。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核心就是当年美国推高标准TPP、FTAAP,中国用11个左右贸易实验区把国际新一轮的高标准变成推动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倒逼机制。

  对中国来讲,我们过去用开放、用计划经济搭国外的市场经济,我们新一轮的开放用国内30年的发展来搭全球法治、透明的、公平的、规范的、现代化的体制机制。这个改革为下一步中国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作30年的准备。

  

(责任编辑:李亦斐 HF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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