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CCISSR（赛瑟）论坛·2009-保险频道-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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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09（第六届）”于2009年4月14日（周二）在北大举行。保监会吴定富、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等发表主题演讲。　[研究中心简介] [议程]

　　历届论坛回顾

北大赛瑟论坛·2008　北大赛瑟论坛·2007

北大赛瑟论坛·2006　北大赛瑟论坛·2005

	会议观点
·	吴定富：今年一季度全国保费收入3272.5亿元
·	吴定富：过度发展投资型保险产品行不通
·	吴定富：银行“投保”方案已报国务院
·	吴定富：推进基础设施债权投资开展优质企业股权试点
·	吴定富：今年是保险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	蒋定之：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	蒋定之：实现对投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
·	蒋定之：提高银行的交易透明度
·	蒋定之：由卖出风险转向对风险主动管理
·	农行行长张云：农村将成经济复苏和下一轮经济增长主战场
·	张云：应尽快出台普惠制税收优惠和弱势金融补贴政策
·	张云：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体系促进信贷投放
·	张云：农村金融关乎内需型战略成败将加大县域支行投入
·	农行行长：农村金融已成影响国家核心利益关键问题
·	孙祁祥：探索风险转移模式全面认识全球化利弊
·	孙祁祥：保险业需全面认识全球化利弊加强风险预警
·	王梓木、缪建民、李源祥和张泓讨论实录
·	王梓木：保险业监管应研究退出机制
·	人寿资产缪建民：险企负债成本不能高于其他金融行业

中国保监会主席
吴定富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蒋定之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张云

北大CCISSR中心主任
孙祁祥教授

北大赛瑟论坛主持人
郑伟

王梓木、缪建民、李源祥和张泓讨论实录

·	缪建民：险企负债成本不能高于其他金融行业
保险行业要提升竞争力，走质量效益的道路，必须要加强资产和负债管理…
·	王梓木：保险业监管应研究退出机制
近年来许多保险机构经营不当，整个行业长期处于低水平竞争状态,必然带来经营不善等后果…
·	李源祥：中国寿险业市场空间巨大
金融危机虽对寿险业有影响，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中国寿险空间巨大…
·	张泓：加强监管对再保险市场至关重要
中国的再保市场是直保市场恶性竞争的受害者，所以，监管对于这个市场非常重要…

华泰财险董事长
王梓木

中再集团副总裁
张泓

国寿资产董事长
缪建民

平安人寿董事长
李源祥

高层对话主持人
孙祁祥教授


孙教授迎接吴主席	孙教授与吴主席交谈	嘉宾合影


研究中心负责人合影	现场参会人员	吴主席与蒋副主席交谈

文字直播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09（第六届）”于2009年4月14日（周二）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监管与发展”。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吴定富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演讲的全部内容（此为现场速记，未经演讲者本人确认）：

各位嘉宾，朋友们：

很高兴再次参加北大赛瑟论坛。近年来，赛瑟论坛围绕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学术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成为保险业学术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在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的背景下，本次论坛以“金融危机：监管与发展”为主题，探讨在金融危机下保险业如何坚定信心，更好地走科学发展和科学监管之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代表保监会对此次论坛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保监会始终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风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把应对金融危机当作对当前保险业发展、监管和防范风险的一次全面考验，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强对风险的预警和防范。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较好地防范了国际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维护了保险市场的健康稳定。今年一季度，全国保费收入3272.5亿元，同比增长9.9%，保险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业务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结构得到改善。总的来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保险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总体充足，经营稳健，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在此，我谈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保险业的机遇和挑战

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已经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将对未来全球金融的发展和监管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来说，我们不仅要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更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金融危机给我国保险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做到化危机为机遇，从而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保险业面临的挑战

我国保险业开放力度大，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危机的蔓延不可避免地给保险业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防范化解保险风险的挑战。金融危机导致了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而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又反过来影响金融行业风险防范工作。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保险业面临的风险来源更多，风险的形成和传递更加隐蔽，保险业风险防范工作的难度更大。一是保险产品定价风险。最近一个时期，利率、投资回报率等影响保险产品定价的关键指标波动加大，保险产品的定价比以往更加困难；二是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产品逐步放开，但保险业缺乏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和人才积累，如何在多元化的投资领域更好地控制投资风险，成为保险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是个别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的风险。有的公司因为业务快速增长、经营亏损等多种因素导致偿付能力达不到监管标准，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改善偿付能力。四是非正常退保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影响被保险人对个别保险公司的信心，加上部分保险产品收益低于被保险人预期，可能导致退保增加。

第二，维护行业平稳较快增长的挑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果断决策，提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保险业贯彻中央的这一方针，首先就要保持自身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我们判断，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保险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行业平稳较快增长。从今年一季度来看总体效果是好的。但是应该看到，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平稳增长的困难仍然很多。从外部环境看，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其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资本市场低迷和投资收益下降，制约了保险承保和投资两个轮子的协调运转。从行业自身看，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受到一定影响的情况下，保险需求受到抑制；少数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在机构铺设、业务和产品等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如何在这种形势下保持行业平稳较快发展对保险业来说是一个考验。

第三，加快转变保险业发展方式的挑战。在当前的形势下，部分保险公司粗放发展的弊端比以往更加突出，如果不及时扭转，部分公司可能从盈利转为亏损，个别公司可能会亏损加重，严重的甚至可能危及公司的正常经营。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对于保险业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紧迫和现实的意义。近一个时期，我们把促进行业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推动保险公司转变发展方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发展粗放的问题在保险业由来已久，是保险业在理念、人才等各方面问题的集中体现，解决起来的难度较大，对保险业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二）保险业面临的机遇

在看到金融危机带来挑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从危机中看到机遇，充分发挥监管机构、保险公司的主观能动性，做到趋利避害，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第一，转变保险公司经营理念的机遇。首先，金融危机给保险公司转变经营理念带来了倒逼机制压力，如果公司不及时摒弃粗放经营的理念，就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其次，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保险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都下调了对业务增长速度的预期，为保险公司转变经营理念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此外，通过研究金融危机，保险公司逐步认识到，以往的过度发展投资型保险产品、过度依靠投资盈利的经营理念是行不通的，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强调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注重承保和投资共同盈利。

第二，完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很多问题。目前，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在努力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并以此完善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保险监管的时间不长，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手段都还在逐步成熟和完善之中。通过分析研究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在构建什么样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怎样构建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等问题上思路更加清晰，少走弯路。同时，金融危机也使我国的保险监管队伍得到了锻炼。通过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细致查找风险隐患，制定应对措施和预案，保险监管队伍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有所增强，业务素质和监管能力也有所提高。

第三，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的机遇。金融危机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若干意见，对发挥保险的保障和融资功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增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以往相比，国家需要保险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就为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

综合分析金融危机对保险业的影响，我们认为，当前保险业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就一定能够在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来自于保险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来自于近年来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绩，来自于现代保险企业制度建设的突破性进展，来自于保险业广大干部职工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保险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启示

在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保险业尤其是美国保险业受到的冲击最大，不仅给发达国家的保险业带来惨痛的教训，也给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带来深刻的启示：

第一，保险业发展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金融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仅会积累金融风险，危及金融市场稳定，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服务，要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围绕城乡居民的风险保障需求，围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充分发挥保障功能和融资功能，提供风险管理与融资服务。

第二，保险创新不能脱离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增强金融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但不恰当的金融创新也会带来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在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保险创新应与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与我国保险机构的技术水平和管控能力相适应，与我国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相适应。应当指出，当前我国保险业的主要问题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够。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保险创新，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创新的方向，使保险创新有利于提高保险业的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保险经营不能背离稳健经营的规律。保险业是管理风险的行业，长期稳健经营对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来说尤为重要。从发达国家部分保险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看，如果背离了稳健经营的规律，即使能够取得短时间的收益，最终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对于我国保险业而言，应从制度上提高保险经营的风险管控能力，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避免企业内部的错误激励和经营上的短期行为。

第四，保险监管不能偏离防风险、促发展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标。这次金融危机扩散之快、蔓延之广、危害之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对市场过于放任自流，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金融体系蕴藏的重大风险，对金融体系过度依靠衍生产品实现短期繁荣的发展模式也未能及时纠正。同时，金融监管对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够，一些金融产品在销售中存在误导和欺诈行为。我国的保险监管必须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把防风险、促发展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作为根本目标。要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一方面，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增强保险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监管制度，为保险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备的制度保障。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保险法》，并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在依法、科学、有效监管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金融危机下保险业的主要任务

站在历史的高度，这次金融危机最终会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作为经历了这场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保险人，应该在面对危机时有所作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危机过去后，使保险行业科学发展的内生机制更加健全，保险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保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从而增强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保险业要重点抓好防范保险风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两大任务。

第一，应对金融危机，防范化解保险风险，努力维护保险市场稳定

保险业要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前提是自身要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保险业对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贡献。要按照中央“保增长”的要求，紧密结合保险业实际，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

一是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防范化解风险工作。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要保证行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必须把风险防范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防范保险市场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要制定和完善风险预警制度，及时排查风险隐患。防范风险传递，重点关注一些风险点较为突出的公司和地区，避免风险的蔓延和扩大。建立全行业联动的风险应急管理处置机制，做到反应及时，行动一致。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使被保险人及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增强信息透明度，稳定被保险人的信心。

二是积极推动保险业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抓住发展保障型业务、服务民生这条主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按照突出主业的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发展长期型业务，增强保险保障功能。促进销售渠道调整，充分发挥个人代理、团险、银邮等不同销售渠道的优势，形成不同渠道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促进保险资产管理结构调整，顺应市场变化，进一步调整保险资产配置，合理确定固定收益资产、权益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建立保险产品设计、销售和投资的协调机制，切实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三是加强保险市场调控，促进行业平稳增长。当前，保险市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保险业仍然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市场还不成熟，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监管的指导性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一步完善保险市场调控机制。健全反映市场运行状况的指标体系，抓住关键指标，建立起高效快速的信息采集渠道。加强对市场的分析研究，掌握市场运行特点，科学预测市场发展趋势，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完善市场调控手段和措施。针对市场分析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利用精算制度、产品核准、投资渠道、窗口指导等手段和方式，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引导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支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重点领域改革，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围绕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以及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作用，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服务。

一是加快发展“三农”保险，服务新农村建设。继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保障。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有针对性地开发保障适度、保费低廉、条款简单的小额保险产品，增强农民抵御意外伤害、疾病等风险的能力。加大“三农”保险产品服务的创新和推广力度，建立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加强与气象、水利、地震、畜牧等部门的合作，提升农业防灾防损水平。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二是大力发展责任保险，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进一步做好交强险工作，加强交强险核算管理，强化成本控制，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发展建工险和工程保险，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风险保障。继续落实与相关部委的联合发文，推动校方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等责任保险发展。

三是积极发展养老、健康保险，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养老和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提高养老和健康保险服务水平。发挥保险公司专业优势，大力拓展企业年金市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参与和开展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业务，逐步拓展保险服务领域。最近国家公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服务，为保险业服务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四是发挥资金融通功能，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坚持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在满足资产负债配置需要的前提下，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健全风险控制机制，规范投资行为，稳步推进保险机构以债权形式投资交通、通讯、资源等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稳妥开展保险资金投资金融企业和其他优质企业股权试点，支持产业调整和企业改革。同时，做好灾后重建保险服务，支持受灾地区群众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

谢谢大家！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演讲的全部内容（此为现场速记，未经演讲者本人确认）：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上午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来到未名湖畔，再次参加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中心举办的“赛瑟论坛”，首先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危机引发变革，危机催生改进。人类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在危机面前，现存机制和体制中的缺陷往往会充分暴露，人们正视和纠正缺陷、实现制度创新和制度改进的进程也会加快，这种进程演绎了社会历史前进的轨迹。经济金融业的发展也概莫能外。近一百年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史表明，金融制度乃至经济学理论的大创新、大变革，无一不是借助经济危机的推动来完成的。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不但催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制度，而且促成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理论新范式，撼动了“看不见的手”理论150多年来在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70年代西方世界所遭遇的滞胀危机，不但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制，驱使金融业重新回到混业经营阶段，而且使一度被战后各国奉为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遭遇空前挑战，并直接促成以现代货币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的崛起。

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到了经济金融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至今尚未见底的经济金融危机，就其对金融制度及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带来的挑战而言，大大超过了70多年前的那场大危机。上世纪末美国《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所批准的混业经营制度被认为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引发因素；长期以来为西方金融界所奉行的自由放任型监管思想被这场金融危机撞得粉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也深受质疑；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收效有限的巨资救市行动，使历来强调“政府干预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在危机现实面前同样显得苍白无力。

时下，危机使每一位有识之士都不得不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危机亟需变革，本轮危机需要重点推动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哪些变革？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将走向何方？

下面，我想就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制度的改进方向谈一些个人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指正。

改进之一：改革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本轮金融危机在使世界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的同时，也使人们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和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紧迫性。现行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容易造成“利益一国享受、风险全球承担”的局面，无法解决上世纪中期经济学界提出的“特里芬难题”，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鉴于黄金存量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我们无法退回到五十多年前的金本位制时代。但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体出现的多极化形势，尤其是欧盟、“金砖四国”、东盟等区域经济体的崛起，为我们改革单极化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有利契机。当前的现实选择是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努力发挥多种货币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合理化。

改进之二：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实现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公平监管。长期以来，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直比较严格，既有巴塞尔资本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国际监管标准可供参照，又有各国自行制定的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可供遵循。但是，对于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等所谓“影子银行”体系以及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复杂的结构性衍生金融产品却监管乏力，有的甚至连负责的监管机构都未明确。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监管真空、监管盲点和监管不公现象的存在，容易引发过度投机、监管套利和风险外溢，甚至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今后，金融监管应向更加全面、公平的方向发展：一是必须将所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纳入监管和规范范围。重点是要加强对投资银行、信用评级公司、对冲基金和CDS、CDO等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要求对冲基金及其经理人必须注册，披露包括杠杆率和流动性状况在内的相关信息，评估其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对从事相似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相对公平的监管标准。重点是在财务杠杆率的监管上要坚持“公平优于效率”的原则，改变以前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标准相差悬殊的做法，防止投资银行借助高财务杠杆从事过度投机行为。

改进之三：加强薪酬激励机制监管，避免市场操作人员和金融机构的短期冒险行为。高薪激励存在助长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和过度投机行为的天然倾向，在高薪激励面前，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底线极易冲破。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资银行过高的薪酬制度安排，容易导致经理人的短期风险偏好，不利于公司价值的长期增长和宏观金融稳定。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必须将金融机构的薪酬激励机制纳入金融监管范畴。激励机制监管要把握三个重点：一是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激励相容，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确保员工能够为了公司价值的增值而努力工作；二是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建设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的原则；三是金融机构要重视道德操守建设，努力实现市场竞争与规则规范、经济与政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统一平衡。当然，加强对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并不意味着由监管部门来直接决定高管层的具体薪酬，而是要充分发挥和尊重金融机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的作用。

改进之四：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着力防范跨业跨境风险。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金融创新力度越大，跨业跨境经营越多，金融风险就越严重，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就越重要。事实上，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无法有效解决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死角问题。金融业应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在对巴塞尔资本协议进行拓展的基础上，制定能够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且能够为各国监管当局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共同作出承诺，并建立起形式更加灵活、措施更加得力的监管磋商和信息交流机制。加强国内跨业监管协调，在国家内部，着力建设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定期举行由各监管机构参与的联席会议，保障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之间的监管信息畅通。

改进之五：重新审视随行就市的会计准则，避免经济景气时产生泡沫，经济困难时资金短缺。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存在“随行就市”的特点，即实行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在评估资产价值时以当前市场价值为依据，而不是历史成本。这种资产计量方法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市场运转良好，公允价值计量方式会夸大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从而加大经济运行中的泡沫。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又会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账面损失”。这些“账面损失”虽然仅具有会计意义，但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投资者的预期，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资产损失。尤其是当危机使得公允价值方法实施的前提——一个可用、活跃的金融市场已经事实上不存在的时候，滥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则更会对投资者产生市场误导，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资产损失，甚至给金融机构带来灭顶之灾。我们并不建议完全抛弃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应该对此进行改革，缓解其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的亲经济周期效应。

改进之六：推动金融机构业务模式的理性回归，由卖出风险转向对风险的主动管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创新风起云涌的市场环境下，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营悄然由以前的“发起—持有”走向所谓的“发起—评级—销售”模式。由于容易诱使产品发行人和投资者热衷于产品出售和风险转移，而不是真正的产品持有和风险管理，这种经营模式会放大和隐匿金融风险。金融机构要尽快回归理性经营模式，对于金融产品的风险做到三个“主动”：一是主动管理。金融机构应尽快改变以卖出、转移风险为目的的经营模式，转向注重金融产品的长期持有和风险管理，确保风险创造主体和风险管理主体的紧密联结。二是主动分析。投资者应提高内部评级能力，注重分析基础资产的质量及风险状况，降低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尽量减少因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三是主动揭示。金融产品的出售者一定要坚持“卖者有责”原则，将产品中的风险信息向金融市场中的购买者进行充分披露。金融产品卖方对风险的主动揭示，不但有利于投资者在购买产品后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而且可以使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更趋理性，确保所买产品的风险状况符合其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能力。

改进之七：改进银行风险管理，保证交易透明。随着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大型投资银行在本轮危机中纷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银行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更加明显，对银行业执行更加严格的风险管理已经显得刻不容缓。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提高银行交易透明度的重要性。近年的美国金融市场中，涌现出一大批专门在场外交易（OTC）、缺乏中央清算系统、交易高度不透明的结构性衍生金融产品。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CDS（信用违约掉期），仅美国商业银行持有的CDS规模就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而这些高度不透明的CDS（信用违约掉期）风险的集中爆发，正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元凶。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大量复杂而不透明的交易，会加剧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并进而成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滋生的温床。因此，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应推动商业银行或银行持股公司不断改进风险管理，强化信息披露，提高产品持有和产品交易的透明度，尤其是要通过建设针对CDS等场外（OTC）金融产品的集中清算和中央交易对手机制，使银行能够保证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持有和交易状况的透明化。

改进之八：辩证看待金融产品创新，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在复杂金融工程技术的基础上实行过度创新，无限扩展金融产品的衍生层次和信用链条，会导致金融产品风险的不断放大和延伸，增加风险管理的技术难度。一旦金融产品的持有者意识到没有能力对所持有的资产进行有效风险管理，就会倾向于短期投机策略，设法对资产进行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将衍生产品尽快卖给下家，从而进一步增加和恶化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今后，金融机构应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功效进行重新审视，既看到其对金融发展、风险分散的促进作用，又要对其容易放大风险、引起风险失控的负面效应保持充分警醒，关键的要素是做到创新与风险管理能力相一致。

改进之九：转变金融市场中的竞争模式，从自由竞争模式转向责任竞争模式。在股权高度分散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由于缺乏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强有力约束与监督，纯粹的自由竞争模式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经理人在高薪酬和高利润的驱动下，不顾金融机构本身和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从事过度冒险和过度投机行为，最终引发金融风险积聚。为规避金融机构经理人的过度投机行为，应该引导金融市场竞争模式实施从自由竞争模式向责任竞争模式的转变。就是说，要强化金融机构经理人在市场竞争中的责任意识，使其在投资决策中更多地考虑自己对股东、员工、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等相关利益方所担负的责任，充分考虑投资决策失败可能给员工、股东、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的损失，而不仅仅是考虑个人的获益。此外，为强化金融机构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意识，有关金融机构有必要适度改变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通过实行“适度分散、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加强资本所有者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与监督。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本轮金融危机在给全球金融业以至全球经济带来重创的同时，也促使金融业开始深刻反思过去的经营模式和监管制度。我深信，只要我们勇于直面挑战，善于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深化合作，全球金融业就一定能够从挫折中重树信心，从失望中重燃希望，从危机中重现转机，走上稳健、理性、科学的发展之路！

谢谢大家！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演讲的全部内容（此为现场速记，未经演讲者本人确认）
　　
    　　尊敬的吴定富主席，蒋定之副主席，尊敬的孙院长，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论坛，刚才两位领导同志从监管者的角度，对如何通过有效监管，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发表了相关议题。今天我是一个被监管者，我深深感受到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依然保持比较好的状态，跟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具有很好的前瞻性，很好的专业性，监管的有效性密切相关。所以，刚才两位领导同志提出的监管要求，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被监管者一定要很好的研究他们的精神，很好的反思我们自身的经营行为，更好的抵御金融风险，推动我们自身单位的有效发展。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农村金融市场相关的议题，这个议题和今天的主题保险业有一定的差异性，好在银行业和保险市场有很多合作。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和保险企业在运营机理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期待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大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村改革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过去三十年，农村金融也同样取得巨大的成绩，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就农村金融的现状而言，与新时期“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应该说还有很大差距。部分地区依然存在金融服务盲区，农村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产品服务还比较单一，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还不到位。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农村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农村金融能否加快发展，关系到金融资源，乃至整个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和流动，关乎亿万农民的金融权益和发展权益。农村金融能否切实承担起应有职责，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内需型经济战略的实施。当前，农村金融问题已经上升为影响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

农村金融存在的许多问题，背景相当复杂。农村金融之所以发展滞后，应该说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农村金融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薄弱。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决定金融。没有好的农村经济作基础，不可能有好的农村金融。单纯从经济角度讲，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二是农村地区信用基础设施严重短缺。比如，农业保险与再保险体系、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信用登记与征信体系、农村产权交易体系等重要的信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有些方面还是空白，缺乏风险转移、分担、补偿、处置的渠道和机制，造成风险向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集聚，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育和成长。三是“二元经济”体制下，长期不利于农村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资源（包括金融资源）配置政策，加剧了城乡金融发展和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体制抑制，是农村经济与金融长期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的重要根源。四是农村地区债权保护不到位和信用意识的缺失，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过去发生的，很多有组织的逃废债和恣意践踏债权人权益的行为，至今仍然使一些地区的金融机构“谈贷色变”。五是城乡业务“一把尺子”、“一种打法”的大一统模式，使农村金融业务不断受到挤出和排斥。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城市金融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按照传统思维观念和城市的金融动作模式，难以在农村金融服务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和金融供给，决定着解决“三农”金融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努力才能见效的艰巨任务。

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农村信用基础设施、健全农村债券保护制度，以及改革农村金融机构的绩效评价与监管体系等，需要有整体设计和中长期规划，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路线图，这样才能有计划、有节奏地分步向前推进。但是，强调立足长远，统筹规划，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近期就无所作为。特别是在新一轮农村改革蓬勃兴起的大环境下，我们在许多领域仍然可以有所突破。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扩大内需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农村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复苏和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主战场。农村金融机构要重点支持区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挖掘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水电路气、危房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等业务领域，有效促进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和消费市场发展，认真做好扩大内需方面的农村建设项目资金配套投入。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政府搞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同时应通过自身的诚信服务和守信激励措施来改善金融生态。积极探索建立适合于农村的信用征信组织和增信机制，不断提高农民信用交易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般性在于，大量农户构成农村金融体系的需求主体，且这些农户收入水平、储蓄能力都比较低；特殊性在于：我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客户的结构、运行特点、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性很大。这就要求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行制宜。东中西部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用一种模式解决问题，中西部地区重在解决“有与无”的问题，东部重在解决“服务效率”的问题。东部地区应当主要通过商业化、市场化方式解决问题；中西部则要在坚持商业化前提下，通过必要的政策扶持，来纠正“市场失灵”。金融机构内部也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第二，通过建立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金之间的良好流动和协调配置机制，为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发挥催化和聚集作用。近年来，我国对农村经济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特别是当前，加大财政资金对于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吸引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尽可能地结合使用，两类资金在捆绑投资、捆绑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互补互利、共同促进的良性循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只有和金融服务实现有机结合，才能起到乘数效应。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体现“多予”，税收政策体现“少取”，货币和监管政策体现“放活”。“三农”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益较低，与城市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明显收益级差。农村金融机构是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实际上就是扶持“三农”；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便利，实际上就是给予“三农”的便利。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支农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实际上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支农惠农。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普惠制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和弱势金融业务财政补贴政策。那些支农力度大、经营业绩好、客户满意度高的金融机构，可以加大奖补力度，强化正向激励。通过鼓励性性的财政政策，可以逐步熨平城乡金融业务的成本收益级差，为金融机构统筹发展城乡业务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可以着眼于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放活”，进一步加强对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建议尽快修改《贷款通则》中不适合农村地区情况的担保、抵押规定，适当放宽农村地区的担保要求和担保品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建立以信任和第一还款来源为基石的信贷文化。出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适度降低涉农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其组织资金能力和使用效率。颁布实施金融机构的县域存贷比限制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尽可能多地增加“三农”信贷投放。尽快推出农村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产品，允许商业性涉农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监管过度，会影响发展，窒息发展。监管缺失，自由放任，会酿成系统风险。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教训、过去大量的农村金融坏帐，以及去年的金融海啸，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建议对农村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监管，但讲扶持性监管、差别监管，绝不是放松监管，更不是不要监管。而是在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投放，多做业务的同时，引导和监管这些他们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创新风险管控手段，提高微观风险管理能力，切实肩负起对存款人、对股东、对公众的责任。防止以牺牲公众安全为代价，博取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防止多重委托代理体制下的道德风险。在监管指标上，可以对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差异性的考核指标，适当降低成本收入比和人均、点均等效率指标的考核占比。在市场准入上，可以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缔造更多的合格经营者。

第四，可以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以上这些措施，可以有力地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提高农村信贷的资产支持水平，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

第五，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加强合作，有序竞争。农村金融体系层次比较多，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自的功能定位问题。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应当有明确、稳定的功能边界，防止政策性金融异化为商业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应该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避免出现各种形式的“脱农”倾向。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广泛开展互补互利性合作，不仅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大银行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把大银行的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与中小银行的灵活性和地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呼吁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开放各自的业务渠道和服务平台，我们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并与之分享丰富的业务机会。当然，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必要的，我们主张逐步削弱价格竞争策略，强化成本竞争、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共同营造有利于可持续经营的市场环境。

第六，可以进一步强化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发展农村金融，开发弱势领域，扶持弱势群体，是我国经济的希望所在、潜力所在，是社会安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金融机构要妥善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自觉践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合理摆布经济资源，统筹发展城乡金融业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也可以通过业绩考评与激励，以及行政与组织措施等，来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社区再投资意愿。

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中承担骨干和支柱作用。新时期，在服务“三农”方面考虑和安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在市场定位上，坚持服务“三农”，立足商业运作，追求城乡联动、相互促进。服务“三农”是国家赋予农行的市场定位和使命，是农行永恒的主题。农行把县域和“三农”视为蓝海市场，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开发和推广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建立起独特的比较优势。目前，农行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县域规模化融资为基础，以缓解农民“贷款难”为突破口，以惠农卡为载体，以农户小额信贷为推手，以“三农”金融事业部为组织保障，具有农行特色的服务“三农”的新路子。经过近两年在18个分行和123多家县域支行的试点，总体看，这个模式基本可行，符合我们确立的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二是在资源配置总量上，从今年起，我们将在县域组织的资金原则上用于县域，“三农”贷款的增速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县域贷款的总额最终达到全行50％以上。同时，在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配置上，我们将逐步加大向县域支行投入力度。

三是在信贷投放重点上，我们确立了若干的主攻领域，包括农户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县域中小企业贷款、农业产业化贷款、县域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开发贷款、农村城镇化贷款等。今年，我们已安排上述贷款计划1600亿，其中农户贷款500亿元；发行惠农卡2300万张。从去年4月底到今年3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已发卡1495万张，授信244亿元，贷款201亿元，贷款惠及100万农户，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四是在产品和渠道建设上，致力于打造一套简约实用，便民利民的新型服务体系。在产品方面，专为农户量身定制了惠农借记卡、惠农贷记卡、农户小额贷款、农户大额贷款、农村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产品；研发了农业龙头企业季节性融资贷款、林权质押贷款、小企业简易快速贷款等一系列信贷产品。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信贷需求。针对“三农”客户日益增长的多种金融服务需要，我们还把一些在城市市场中已经成熟的金融产品引入农村，让农民也能分享投资、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

在渠道建设上，我们着眼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在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点的同时，积极进行渠道创新，大力推广面向农村地区的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机具等电子渠道，逐步使广大农户与城里人一样享受现代金融服务。同时，我们还不断加强与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供销社等机构合作，延伸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能力。

五是在城乡业务结合上，我们认为农行的城市业务与“三农”业务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两者不可割裂，不可偏废。城乡联动统筹发展，相容互补、相互促进，是我们发展城乡金融业务的基本方略。我们致力于开拓城乡两个市场，发展城乡两种业务，构建城乡两大盈利支柱，这将有力的提升农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六是在体制和业务流程上，我们积极探索推进三农县域事业部制改革，用事业部这一比较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农行服务“三农”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对事业部实行“五个单独”，包括单独下达经营计划、经济资本、信贷规模、费用配置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确保服务“三农”有充足的资源保障。同时，在业务流程方面，调整信贷政策和体系，缩短管理链条，下调经营重心，简化运作程序，合理确定准入门槛，努力使制度、流程和手续能够适应“三农”客户的特点。

七是在公司治理和风险防范上，我们将以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核心，构建适应“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商业可持续的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建立城乡并举，统分结和，适度分权，正向激励的经营管理体系。健全由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共同组成的内部控制管理框架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创新和完善有农行特色的信贷风险防控机制和防范工具。通过持续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严明内部控制制度，强化风险管理措施，不管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准，不断提高农行的资产质量和效益。

当前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农业农村金融发展面临很大的冲击，粮食安全、农村就业、农民增收形势不容乐观。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农业银行愿意与同业一起加强沟通与交流，秉承合作、惠农、共赢的理念，共同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我们坚信农村金融前景广阔，各类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将大有可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克时艰，开创农村金融发展更美好的每天。

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演讲的全部内容（此为现场速记，未经演讲者本人确认）：

这次北大赛瑟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监管与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各方人士聚集在一起，深入探讨、重新审视由这场危机所引发的问题无疑很有意义。今天我想与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它们的客观背景和实施条件，不能因为危机中反映出来了一些问题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因噎废食”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于这种观点，我认为我国的保险业在近期的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并正确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引进、借鉴国际经验与尊重中国国情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引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盲目信奉而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这种引进、借鉴将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发展阶段、制度、经济、文化条件等都有差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比我们先进就不加区分、盲目照搬其模式一样，今后我们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这次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全盘否定其有效的做法。有一些人认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都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而中国却表现得相对较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学呢？我认为，有些错误我们没有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监管者比发达国家的监管者更有先见之明，但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与他们不一样。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相对落后反而会让我们因祸得福。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出现由CDS等大量衍生品导致的问题就沾沾自喜，就认为我们的体制已经完善了，我们的监管已经到位了。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避免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仍然应当是今后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原则之一。

第二，正确认识进入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开拓、发展本土市场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像欧美日这样保险市场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地区和国家来说，开拓疆外市场是一个体现“资本逐利”本性的一个合理选择。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投保远未达到市场饱和程度的国家，从整个行业来说，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当前更重要的无疑是做好本国市场的开拓，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一个行业中各公司发展的阶段、经营规模、经营内容、管理水平等都是有所差异的，因而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参与国际竞争会有很大的风险，但也可能有很高的收益。我们不能在看到有人投资失败的时候就把参与国际化说得一无是处，或者因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保险业相对落后、国际化程度低、因而受冲击较小而得出目前我国的保险业根本不应当进入海外市场的结论。而在看到海外投资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勇气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当然，此次金融危机也充分揭示出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重大风险。因此，今后保险业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衡量参与全球化的利弊，特别是充分认识参与全球化对我国保险业可能带来的潜在消极影响，加强风险预警和风险控制，在提高国际化程度的过程中应以保障我国保险业的安全和稳定为前提。

第三, 正确认识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环境不同，我国的保险业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之初就面临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宏观经济背景。国内保险业落后的现实和行业“赶超”的迫切要求，加上多元化客观上所显示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使得我国的保险业具有一种拼命扩展其“边界”，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本能冲动。而事实上，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保险业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整体核心竞争力不强的行业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做好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性任务。我一直认为，“多元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企业要有成功的“专业化”作为基础。企业只有把“专业化”做好了，有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它才具有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资格”和“资质”，才能有效地利用原有的品牌、技术、人力资本等在内的各种资源拓展其经营领域和范围， 否则，“多元化”不仅不能获取协同效应，反而可能会大大增加协调成本；不仅不能分散风险，反而可能使企业面临更大的新的风险；不仅不能获取范围经济效应，反而可能丧失其原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些著名金融机构的失败而完全否定多元化的经营。我认为，金融综合经营仍然是未来金融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虽然它绝对不排斥专业化的公司和专业化的经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生了如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综合金融机构惨败的案例，但其中也不乏雷曼兄弟这样单一经营的公司。这说明，专业化经营还是多元化经营本身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全部因素，是否具有多元化经营的条件、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严格的风险内控制度以及有效的监管才是根本。

第四, 正确认识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的关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违背基本的“承保原则”，放松承保条件，向信用程度低、投机性很强、潜在风险巨大、损失发生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次级贷款和次级债产品等根本不符合基本“承保条件”的风险提供保险是造成保险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即使在当前承保技术不断发展，可承保对象逐渐拓宽的条件下，也不应当从事违背基本“承保原则”的创新。但强调承保业务的重要性并不说明投资业务不重要，此次金融危机导致保险投资业务的元气大伤也不能让我们得出今后不应当重视投资业务、或者不发展与投资相关产品的结论（虽然我们始终应当强调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和风险可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是保险业两个不可分割的业务，即使从整个行业来看，承保业务是投资业务的“活水源头”，但源于保险业经营特征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而产生的保险产品的多元性，都使得保险投资具有客观必然性和重要性，后者必将随着承保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始终存在并不断提高。因此，未来保险业的发展不仅不能忽视投资业务，而且必须重视和大力发展投资业务，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成熟、健康发育的资本市场。

第五，正确认识风险内涵本质“不变”与外延“变化”的特性。虽然风险是一个“使用面”非常广泛的词汇，但保险业所管理的风险之特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并没有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事实上，这正是保险业区别于银行业或其他金融行业的核心所在，也是构成保险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点。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的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信息技术、人口结构等客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风险的外延从空间和地域两个方面大大扩展了。全球化等因素在导致当今的企业规模更大、财务实力更强的同时，风险也越来越大，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原先囿于一国、一个地区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国际化，由此导致风险的波及面更大；二是由于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导致风险的传递更加迅捷，三是经营机构的逐利手段通过创新而更加丰富，导致风险累积的程度更大。深刻认识风险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以“不变”应“万变”，即在坚持构筑保险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不断调整和改变保险的经营模式，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要。有人曾经总结到：风险转移在过去的模式是：购买和保留 (purchase and retain)；现在的模式是：购买、保留和出售(purchase, retain and sell)；未来的模式将是：购买、保留、出售和交易 (purchase, retain, sell and trade)。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不应当据此就回到传统的风险转移模式去，对更为有效的风险转移模式的探讨和寻求仍是保险理论界和实业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六，正确认识发展、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人类具有“贪婪”的本性，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在现实中，这种本性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体现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本性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源(600405,股吧)。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在促使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提高，这是在“颂扬”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力量。但我们同样不可忘记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个体“贪婪”过度，“逐利”过度，“创新”过度，而如果监管方又片面地强调鼓励创新、市场效率和竞争，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市场主体的自律，放松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将使行业的潜在风险聚集并引发市场无序甚至危机，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因此，发展是有条件的，创新是有边界约束的。具体到保险业来说，在面临发展的问题时必须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在当下的客观环境下，行业和公司“能够承保什么样的风险”，而不仅仅是“希望承保什么样的风险”；其二，“能够管理多大规模的风险”，而不仅仅是“希望承担多大规模的风险”。从创新的角度来看，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而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保险产品的创新似乎是无限的，但实际上，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它在进行保险产品设计和创新的过程中，至少面临利润边界、技术边界、法律边界和道德边界的各种约束。如果保险公司承保了超过其能够管理的风险类型和风险规模，如果监管部门对市场、机构和产品没有适当的监管，那么，机构破产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由此危及整个社会。

因此，我们一定要避免片面地以市场发展要求倒逼监管政策改革的倾向，因为市场主体的利益导向性、短视性和市场竞争压力往往会带来市场主体行为的非理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因美国金融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实施过度监管，由此阻碍竞争、损害创新和市场效率。

　主　办

　特别感谢

　独家网络支持

来宾在签到席签到

保监会领导在听会

与会嘉宾交换名片

听众向嘉宾提问

论坛嘉宾对话环节

现场嘉宾论文分享环节

　机构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成立于2003年9月，是一个致力于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的学术组织。中心主任为孙祁祥教授。

　　自成立以来，中心秉承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训精神，以搭建政产学交流沟通平台、推进理论研究与知识创新为宗旨，通过举办一系列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心推出的每年一度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每周一期的《中国保险报》专栏“北大保险评论”、以及“北大赛瑟（CCISSR）双周讨论会”、《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北大赛瑟－英杰华保险研究系列丛书”等已经成为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知名学术品牌。2006年，该中心还从北京大学约200家科研机构中脱颖而出，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机构”的荣誉称号。

　　制作：茹珊珊
　　联系：010—8565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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