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2004年至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次将“三农”问题列为工作指导重点，“一号文件”几乎成为农村改革的代名词。然而，作为发展“三农”重要支撑的农村金融改革进展仍较缓慢。随着农业银行、农发行、农信社、邮储等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的问题症结逐渐浮出水面。如何应对政策指导与实际情况的矛盾？如何在成本收益不平衡的情况下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如何寻找适合农村金融的可复制的运营模式？

　　本次金融圆桌邀请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话题主持：

　　话题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焦瑾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 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杜晓山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汤 敏

　　望

　　政策导向和事实的矛盾

　　中央政府长期呼吁并出台系列政策支持“三农”建设与发展，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缺乏长期资金支持的困境鲜有起色。部分大型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农村资金流出情况严重。是怎样的深层次原因导致了政策导向与事实情况的矛盾？

　　汤敏：造成这种矛盾的最根本问题，是由于开展农村金融成本高、回报低、风险大，且政策层面的影响比较大。政府与机构各有各的考虑，政府希望发展“三农”、发展农村金融，鼓励机构进入农村；银行方面被限制提高利率，无法达到成本收益的平衡。

　　以传统方式做农村金融，加上地方政府干预等外力因素，无法达到发展农村金融的目标。而真正愿意做农村金融的力量受政策限制却暂时尚无法进入市场。

　　杜晓山：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成本核算，即是否有利可图。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如政策希望的那样开展农村业务，并不是说农村业务肯定赔钱或是大银行做农村业务肯定赔钱，这在国外都可以举出发证。是否开展农村业务以及如何做到盈利，要看银行定位。印尼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BRI-UD）的例子一直被广泛运用来证明这一点。